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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陈伯又端出一锅热杏仁茶，这次每碗都加了双份黑糖。

    “后生仔，苦够了，得尝点甜。”

    他说，“但糖要沉在碗底，喝到最后才尝到。就像那些事，压在记忆最底下，翻出来时才最痛，也最真。”

    赵鑫喝了一口，咬到糖块。

    甜得发苦，苦里回甘。

    窗外，1980年11月1日的香港，霓虹灯刚刚亮起。

    而在深水埗这间老糖水铺里，一群人正在准备一份，可能改变南洋历史的证词。

    他们不知道这部电影，最终能否上映，能否获奖，能否改变什么。

    但他们知道：

    有些话，再不说就永远没人说了；

    有些伤，再不揭开就永远烂在肉里了；

    有些人，再不记住就永远被遗忘了。

    而电影，是他们唯一能用的手术刀、纪念碑、传声筒。

    赵鑫举起茶碗：“敬李小龙！谢谢你的虎头，让我们敢露出伤疤。”

    所有人举碗。

    “敬南洋侨胞们！谢谢你们用生命，问出那个问题，让我们四十年后有机会回答。”

    碗碰在一起，声音清脆。

    “敬我们自己！敬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，非要在一千五百万的赌注里，塞进一个族群百年伤痛的疯子。”

    杏仁茶一饮而尽。

    碗底的黑糖还没化完，硬硬地硌在喉咙里。

    甜的。痛的。真的。

    《故土之心》项目，在这一刻真正启动。

    而赵鑫心里清楚：

    这不仅是电影的起点，也是一场关于历史、记忆与尊严的漫长战争的起点。

    他们押上的不止是钱，是整整一代人对“真实”的信仰。

    窗外，香港的夜越来越深。

    但糖水铺里的灯，亮如白昼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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